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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资本主义——《IT经理世界》
贺志刚
你听说过世界“第七大洲”吗？
据说世界“第七大洲”已大致成形，位于夏威夷海岸与北美洲海岸之间，由数百万吨被海水冲击于此的塑料垃圾组成。在这一区域，流动的海水形成了一个可让塑料垃圾飞旋、永不停歇的强大涡流，面积约343万平方公里。这一区域塑料垃圾的厚度可达30米，其平均寿命超过500年，它们只能分解为越来越小的碎块，其分子结构无法改变。很多鱼类和海鸟吞食后，最终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这些塑料颗粒能像海绵一样吸附高于正常含量数百万倍的毒素，这种连锁反应还可以通过食物链扩大并传至人类。
全人类的十字路口
这样的事实实在有些骇人听闻。但是想象一下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人类，已经有了60多亿的数量，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时间里，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80亿，而从200万年前人类出现开始到1万多年前这段时间，这个星球上的人口从来没有达到几千万这个数量级。
在人口极限尚未到来之前，地球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逼近极限。全世界1/3的农田正在以危及其长期生产能力的速度丧失表层土壤，至少一半以上的牧场由于过度放牧而退化成了沙漠，全世界的森林面积自有农业以来已经缩减了一半，并且还在继续缩减，洁净水资源的不足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按照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在未来的20～40年间，我们将失去地球上所有物种20%，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物种的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一切财富的来源。
当然，事情远不仅仅是这些。虽然有杀虫剂和化肥，但是现有农产品的产量很难再有显著的提高。世界粮食产量和肉类产量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下滑，世界上18种主要海洋鱼类的生存条件已经达到或者超出了最大极限。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已经导致全球气候异常，灾害性天气频频发生，大量污染后的废水和有毒物质的肆意排放导致环境极度恶劣，湿地退化，冰川消融，沙漠扩张，这些都是地球在不堪人类重负下做出的报复。自然灾害不断增加，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财产损失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加。
在生存环境极度恶化的同时，人类本身的社会矛盾也在日益深化。全球化带来的是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均衡。1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了世界上100个最小、最贫困国家的GDP总和。世界上最大200家跨国公司绝大多数分布在最富裕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跨国公司覆盖了全球经济活动的1/4，可他们提供的就业岗位却不到全世界劳动力所需岗位的1/100。200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人群拥有全球GDP的85%，而最贫穷的20%的人群只占有1.1%（两者之比为80：1）。
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带来的是全球性的冲突和动荡，种族冲突、国家战争早已经上升到文明的冲突，恐怖主义在全球大行其道。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类社会自身都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需要考虑未来该如何发展。
公司制度需要怎样改变
这个世界将如何发展，才能保证不会出现全球性的灾难，才能保证人类逐渐走向和平与富足？靠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这个世界能变得更为和谐吗？恐怕不能。最根本的问题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制度结构出现了问题，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有着无比的活力和创造力的制度，出现了结构性问题。它过于强调股东回报，过于强调利润，而整个世界却不得不承担其外部性，为其利润和发展付出代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拿大经济学家乔尔·巴肯在其《公司：对利润和权力的病态追求》一书中，对有着150多年的股份制公司制度进行深刻批判，认为这种制度如今“摆出一副一贯正确的、全能上帝的姿态，用辉煌的建筑和精致的陈设来制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它具有人的权利却没有人的道德，唯利是图、剥削成性。如果它的破坏性行为不受到限制，将危机整个地球的生态、人类健康，甚至社会形态，并导致它自身的崩溃。”
与乔尔·巴肯这种有些极端的否定不同，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斯图尔特·L·哈特教授则试图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找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他曾经有一篇题为《超越绿色：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论文，获得1997年《哈佛商业评论》年度最佳论文奖——“麦肯锡奖”，并由此掀起了探讨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热潮。哈特教授对于“处在十字路口的资本主义”仍然信心十足，在他看来，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只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世界仍然是可以期许的。
首先，公司要有“超越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他看来，“绿色战略”是一种渐进的持续改善的过程，而“超越绿色”的战略则致力于新兴的技术、市场和全球合作伙伴，对现有的产业结构是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哈特教授觉得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米塞尔技术中心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致力于二氧化碳的再利用。这个中心研究利用液态二氧化碳减少污水的排放并且以之取代每年使用和排放的300亿磅有机卤化溶剂，利用液态二氧化碳替代目前需要大量水和有毒溶剂的芯片生产技术，还有在此基础上研发的没有任何污染的干洗技术。
其次，公司要完成“伟大的向下跳跃”，到全球经济金字塔底层去寻找新的商业机会。半个多世纪以来，跨国公司致力于服务全球经济金字塔顶部的那1亿左右的客户，这是一个由发达国家的高收入人群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极少数富有的精英人士组成的世界性群体，但是对于金字塔底部的40多亿的贫困人口，跨国公司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和渠道来提供服务。而40多亿的人口，也是一个蕴藏着巨大机会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教授所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是一个典范，他所开发的面向穷人的小额信贷业务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帮助孟加拉国贫穷妇女摆脱了贫困。
第三，跨国公司要改变原有的运作体系，寻求更为本土化的经营方式。现有的跨国模式强调全球效率（世界级的生产和全球供应链）、国家的影响（改变产品和操作以适应国家差异），以及全球化的知识（在公司内部单位间分享经验）是一个成功的跨国公司的关键能力。然而在新的市场中，这些企业必须学会接受非正规经济、易货贸易、家庭经济等模式，必须调整其自身的商业模式以适应现有的生活方式，融入当地的社区，与当地人展开最广泛的合作。
资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
哈特在2002年曾与普拉拉哈德合写论文——《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主旨是研究作为新兴市场的全球40亿贫穷人口所蕴藏的商业机会以及现实可行的商业模式，这也算是哈特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探索。
作为一位商学院教授，杜邦、惠普、宝洁等众多跨国公司的咨询顾问，美国庄臣公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哈特教授的思想更多的还是从跨国公司出发，为这些成熟资本主义的利润机器寻找更新的市场和更为有效的商业模式，为这些处于增长瓶颈的左右为难的跨国企业开出可持续发展的药方。也正因为此，在哈特教授这里，全球化、跨国公司以及资本主义仍然是拯救全球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在世界的另一端，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在努力追赶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作为正在兴起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在跨国产业转移中获得了很多机会，但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污染；在参与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跨国资本对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可能让我们陷入到越发展越贫困的“悲惨式发展”的困境之中。而13亿人口的庞大的经济体的崛起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原有的经济、产业和企业发展模式可能都要做出必要的调整。
仅仅服务于全球经济金字塔顶部1亿左右顾客的商业模式已经到了一个左右为难的十字路口了。也许，现在需要中国给世界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了。可是，我们到底做得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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